拾年丨陈剑：共和国特殊群体，1700万知识青年

作者简历

本文作者

陈剑，1957年出生，安徽芜湖人。1982年1月毕业于安徽大学经济系，1986年7月毕业于吉林大学研究生院。先后在安徽省铜陵市委、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浙江省温岭市政府、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市政府、北京市委等部门工作。曾任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北京改革和发展研究会会长。现任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特约研究员，健康中国50人论坛执行主任，北京交通大学等多所大学兼职教授。著名的现代化研究专家。 

原题

共和国特殊群体

——知识青年

作者：陈剑

原载微信公号常态发展

 “共和国四大特殊群体”在微信公众号刊发后，被20多家自媒体转发，受到广泛好评和关注。朋友建议再写一下知识青年这一特殊群体。笔者犹疑再三， 呈上拙作。供分享。  

在共和国历史上，有这样一个特殊群体，他们青春阳光，怀揣着伟大理想，充满革命激情，积极响应领袖号召，参加了轰轰烈烈的上山下乡运动，来到了农村经风雨，见世面。他们是上山下乡运动的主要参与者。他们本应继续上高中，上大学，毕业分配到机关、学校、企事业单位，为社会主义建设贡献自己的才华。但历史却为他们选择了另一条道路，就是把自己的火热青春，奉献给了广阔天地。艰难的知青的岁月，夯实了他们的人生基础，成为人生中重要历练和宝贵财富。

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不仅见证了共和国艰难岁月，也经历了改革开放全过程。一些目前仍在岗位上工作，继续为中国社会发展做出贡献。这一群体就是大约1700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成为他们一生中难以磨灭的记忆。而知识青年，就成为特定时代的特定词汇。

一、历史缘起

大规模的有组织的上山下乡从1968年底始，到1979年底结束，这是一场震惊世界的运动。这场运动参与者，涉及到城市中从1966年到1978年期间毕业的大部分初、高中生，几十万知青干部，和一亿多知青家人。这样的说法，或许会有人提出疑义。上个世纪50年代中期，就有人放弃了升学、就业的机会，立志从事农村和边疆建设；60年代初期，著名京津知青邢燕子，侯隽，江苏知青董加耕就主动要求去农村，一直是媒体宣传报道的楷模，难道他们不是知识青年？同一时期，还有上千万回乡知青，他们不是知识青年？

从宽泛意义上说，他们都是知青。但区别是存在的。50至60年代中期的上山下乡，是人们的一种自主的选择，而不是一场运动。1968年以后的上山下乡，是一种高度组织化的行为，是一场地道的政治运动。不论你是否愿意，如果没有充足理由，是一定要下去的。  1968年12月25日的《人民日报》甚至刊文，把是否下乡作为衡量对毛主席革命路线“忠不忠”的政治态度问题，在动员方式上采取粗暴的强制手段，办学习班或注销城镇户口；或停发父母工资等。而上千万回乡知青，不是这场运动主体和参与者，他们在中国社会经历的苦难和遭受的歧视，实际是中国城乡二元结构所致。在当时条件下，没有这场知青运动，他们仍然要回乡务农。

为什么会有上山下乡运动？主要两种因素所致。首要因素是，在毛主席看来，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可以改造、重塑一代青年，防止美国国务卿杜勒斯预言的“中国和平演变的希望在中国第三代、第四代身上”的实现。重要的是把上山下乡作为培养和造就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重要途径。因此，强调在艰苦的环境中改造世界观，使上山下乡运动从一开始就蒙上浓厚的政治色彩。正因为此，城市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是肩负崇高使命，是为了消灭“三大差别”（即工农差别、城乡差别和体力与脑力劳动差别）。

另一种因素是，中国经济出了问题，单一的计划经济体制，导致就业门路极其狭窄。为了缓解城市巨大的就业压力，上山下乡成为调节城乡劳动力的重要环节。把解决城镇失业问题同改变农业生产落后的状况结合起来，探索一条解决城镇就业问题的道路。这是实际部门的一种考虑。但实际部门这一想法，很多知青并不了解。

结合历史史料分析，1968年7月28日凌晨，毛主席召见了聂元梓、蒯大富等五大红卫兵领袖，严肃地训斥他们：“你们脱离工人、农民、战士、学生大多数。关键你们分为两派，搞武斗，轮到你们小将犯错误的时候了。”当时，经济停滞，各个行业劳动力饱和，无力招工。大批学生留在校内闹革命。66、67、68三届初高中学生积压达几百万之多。接近千万。

在毛主席看来，红卫兵使命已经结束，该给他们寻找出路了。1968年12月，毛主席发出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于是，一度震撼全国、轰动全世界的红卫兵运动被轰轰烈烈的知青上山下乡运动所代替。

二、插队与农场

知识青年怀揣伟大理想上山下乡。但现实生活中面临的大量问题，使理想主义的热情很快被现实生活所困扰。很多知青在生活上长期不能自给，在口粮、住房、医疗等方面存在一系列困难。从1971年开始，这场运动遇到的问题不断显现，并反映到中央。

1972年12月20日，福建知青家长李庆霖给毛主席去信诉苦，“孩子上山下乡后的口粮问题，生活中的吃油用菜问题，穿衣问题，疾病问题，住房问题，学习问题以及一切日常生活问题，党和国家应当给予一定的照顾”，“如上述的许多实际困难问题，有关单位都不去过问，完全置之不理，都要由我这当家长的自行解决，这怎么能行呀？”         

李庆霖的信反映了上山下乡面临的困境。

上山下乡两种形式。一是各种类型的农场（包括兵团、林场、农场等），另一种形式是插队。

（一）农场

虽然各地农场情况有所不同，但较之于插队，农场的优势是基本衣食住行似乎有保障（为什么“似乎”？在一些农场，看似有保障，但保障水平之低超出人们想象），还有工资，但欠缺的是没有自由。特别是生产建设兵团知青，实际是准军事部队。高度集中的管理体制，劳动强度高、纪律严格，多数在边疆地区，生活条件、劳动条件相当艰苦。还经常付出生命的代价。刘小萌所著的《中国知青史·大潮》统计，仅1974——1979年在全国发生迫害上山下乡知青等案件41272起，知青死亡人数25690人，其中非正常死亡人数为15899人，占死亡总人数的61.9%，这还不包括1967——1974年非正常死亡人数。而这其中死亡人数，大多数来自农场。

严格的组织纪律和军事化管理，兵团知青工作环境实际较为险恶。再加上兵团知青在回城、上学、提干等诸多门槛，使得基层干部权利滥用时有发生。而女知青，更是时常遭受各种类型的性侵。震惊全国的黑龙江兵团2师16团团长团参谋长合伙奸污几十名女知青就是一例。虽然这两名罪犯最后被枪毙，但暴露出的问题只是冰山一角是没有疑问的。   

知青运动的结束，也与农场知青有关。1978年的10月10日，云南上海女知青徐玲先因为难产不幸猝死，成为知青返城的导火索。此时，平均年龄30岁云南农场知青，缺少最基本的医疗保障，依然集体住在最初简陋的茅棚里。他们联名上诉，三天三夜大卧轨。特别是三万多名云南农场知青集体下跪（1979年1月27日），更是惊天动地。历史由此在这里定格。云南知青大返城风潮迅速冲击全国。至此，历时十年山下乡运动实际宣告结束。云南知青为此做出了历史性贡献。

（二）插队

插队最大特点是自由。虽然经济拮据，但生活环境宽松。插队不同于农场的突出特点是没有后勤，因此就有一个非过不可的“生活关”。问题严重性在于，插队知青没有基本的生活保障。挣工分吃饭，一切花销自理。一些贫困地区，劳动一天只能挣几分钱。知青干一年，还填不饱肚子。不仅没有收入，甚至还欠生产队的钱。一年还能坚持，但3年、5年就是很大问题了。李庆霖的信正是反映了这类问题。

此外，插队知青在招工、上学、当兵、病退等回城问题时，同样面临挑战。女知青是其中的弱势群体。笔者插队的生产大队，就有多名上海女知青因招工而蒙受侮辱。插队知青所面临的生存困境，涉及到成千上万个家庭，给整个社会造成巨大的不良影响。邓小平1978年说上山下乡运动三个“不满意”（知青不满意，家长不满意，农民也不满意），主要是插队模式引发。

三、出路

在知青问题不断显现的情况下，1973年李庆霖的信引起了高层关注。1973年4月29日，周恩来总理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召开有叶剑英、李先念以及国家计委、财政部等相关部门的领导出席的会议，着重讨论了下乡知青的安置费、口粮费、婚姻生活、疾病治疗、先进表彰、打击“坏人”、干部带队等一系列问题。在此情况下，知青遇到的问题有所缓解。

与此同时，国家开始允许知识青年以招工、考试、病退、顶职、独生子女、身边无人、工农兵学员等各种各样名目繁多的名义逐步返回城市。以上学为例，1970年开始选拔工农兵学员，一些知青通过推荐上大学。十年上山下乡运动期间，国家从1700多万知青中一共招收了126.46万人进入大中专院校，占下乡总人数的7.1%。据统计，中国有知青经历的中科院院士、工程院院士达64人，例如疫情防控专家李兰娟院士就是在这期间进入大学深造的人才。但能够走进了大学校门，进行系统地学习的知青，毕竟是少数。招工，顶职和病退等多种形式的回城办法越来越多，到了1976年底，1700多万知青中的一半已经返城。粉碎四人帮以后的几年，90%的知青已经返城。

知青群体中，值得同情的是家庭出身不好的知青。因为有红色基因的知青，或许一段时期因父母问题受到影响，但如果父母得到平反，重返工作岗位，一般情况下这些知青也都很快能够回城。家庭出身不好，受影响大，主要是出生于地富反坏右家庭的子女，特别是与国民党有牵连的知青，他们饱受歧视。在招工、上学、当兵等回城的各种途径中，很少有他们的身影。他们中相当部分是到了1979年底甚至1980年初全部知青返城时才最后回城。

1978年10月，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决定停止上山下乡运动，并妥善安置知青的回城和就业问题。

1980年5月8日，胡耀邦总书记提出不再搞上山下乡，农村知青可以返回城市。为知青运动彻底结束划上句号。开启了知青新的生活。

四、数据和人物

（一）数据

全国大约有5万多知青因牺牲或病故而长眠于第二故乡，云南农场是全国受迫害知青人数多，性质严重，影响最恶劣地区。有1500多云南知青牺牲或病故。还有数以千计的中国知青加入缅甸共产党，参与缅甸内战，近千名知青葬身缅甸。全国有50多万知青因各种原因没有再能回到自己的家乡。

以下是一些英勇牺牲的知青群体，值得缅怀：

1970年10月17日，在海南屯昌县境内国营晨星农场发生洪水，20多位知青生命在洪水中悄然逝去，其中包括农场畜牧连年轻的指导员和连长。

1970年11月7日，北大荒在烧荒时发生大火，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四师三十五团14位知青献出了年轻的生命

1972年5月5日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四十三团二连的知青在扑灭锡盟草原大火中，69名知青被大火吞噬壮烈牺牲。

（二）人物

值得知青记忆的代表性人物有：    

李庆霖 

1973年4月25日，毛主席在中南海游泳池，收到李庆霖4个月前给他的信（通过当时外交部副部长王海容代转）。读完之后，毛主席复信给李庆霖“寄上300元，聊补无米之炊。全国此类事甚多，容当统筹解决。”毛一言九鼎。李庆霖的信改变了全国知青工作之中“报喜不报忧”的情况，改变了全国千万知青命运。长期以来他们在上山下乡运动中遇到的切实困难得到了重视。

丁惠民

1978年10月，云南景洪农场上海知青丁惠民草拟了《给邓小平副总理的公开联名信》，300多个知青署名按印，寄往国务院。第二封联名信有上万名知青按了手印。丁惠民在两封信中都明确提出了知青返城要求。丁惠民作为云南知青进京请愿团总指挥。经历罢工、游行、卧轨、进京，开启了结束上山下乡运动的中央行动，并最终取得了胜利。

萧芸

1982年10月，16岁下放到湖南省湘潭县的并在农村插队十多年的女知青萧芸上书，请求把下乡知青的农龄改为工龄，此信惊动了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胡耀邦对这封信作了重要的同意批示。1988年6月，中央365号文件明确规定：知青在下放农村劳动期间的农龄一律算作工龄。

此外，曾被党中央、国务院树为知青典型的邢燕子、侯隽、董加耕，他们一直作为正面典型而受到全国知青的关注。而朱克家、柴春泽、张铁生等，在风云变幻的时代中曾红极一时，以后被人利用打入另册。笔者对这几位给予些许同情，因为在组织名义下，此时个人已经很难把控自己的命运。欣喜的是，这几位在改革开放中又开始了新的人生，并为社会做出贡献。

五、如何评价知青运动？

对知青运动评价十分复杂。可以从历史宏观层面，以及个人微观层面作一些客观理性分析。

从宏观历史背景分析，上山下乡运动是毛主席整个社会改造运动的一部分，“五七”指示就是这个社会改造运动的大纲。由于严重脱离了实际，充满了乌托邦色彩。2021年11月11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指出：“毛泽东同志对当时我国阶级形势以及党和国家政治状况作出完全错误的估计，发动和领导了“文化大革命”，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利用毛泽东同志的错误，进行了大量祸国殃民的罪恶活动，酿成十年内乱，使党、国家、人民遭到新中国成立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教训极其惨痛。请注意，《决议》的提法是“完全错误估计””教训极其惨痛“，在此情况下，上山下乡运动作为毛主席整个社会改造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其继续革命理论的重要内容。

从现代化进程分析，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一场逆城市化运动；由于知青中断了学业，导致了整个社会的知识匮乏和教育断代，一些地区因初中毕业生全部上山下乡，停办了高中。许多学生因而丧失了学习积极性。知青上山下乡，不仅违背了教育发展规律，也拉大了中国与其他发达国家科技发展差距，违背了人类文明的一般发展进程。

从社会发展分析，知识青年中断正常的学业，没有接受到系统的教育，相当多数知青只接受了初中教育，知识储备普遍不足，视野很难开阔。此外，文革时期红卫兵造反精神对他们世界观形成产生深刻影响，在一些知青身上留下深刻印记。由于没有得到认真清理，当历史掀开新的一页，知青进入老龄阶段时，他们自身修养、文明养成，在社会生活顽强显示出那个时代烙印。

从个人和家庭分析，很多知青告别父母，不仅难以孝敬父母，正常的婚姻也受到影响。当知青返城成为潮流时，一切又重新开始，这也影响了他们组成婚姻家庭的质量，影响下一代健康成长。而知青返城，大量已婚的知青家庭面临解体，”孽债”或许就是这一现象产生后果的恰当描述。

需要强调的是，对上山下乡运动的否定并不意味着对知青这一群体作用的否定。这是必须厘清的问题。知识青年响应号召，用他们的青春热血投身到广阔天地，对于农村的教育普及、农村穷困面貌的改变、合作医疗制度以及乡镇企业的建立，都有着重要的积极意义。1978年12月，党中央在《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纪要》中指出：广大知青“在开发边疆和山区，建设草原和林区，建设粮食和橡胶基地等方面，做出了可喜的成绩”，“特别是在保卫边疆斗争中立下了功劳。”

对很多知青来说，由于直接接触中国最底层社会，形成了脚踏实地，自强不息的品格。笔者一直认为，对个人成长来说，短期的上山下乡，2至3年，或许不是坏事，甚至是一笔终身享用的财富。这不仅增加了历练，也增进了与群众的情感，通过了解底层社会，进而加深对中国社会的认识。以后无论遇到什麽困难，有过知青经历，都能处变不惊，克难而进。如果再能够继续读书，上山下乡的经历，有助于加深对社会生活的理解。但如果时间过长，例如7至8年，甚至更长，最好的读书时间荒废，直接影响了他们个人的成长发展，以及对社会所能做出的贡献。

中国知识青年在上山下乡运动中丰富了人生阅历，增加了历练。虽难言青春无悔，但知青对国家和民族的担当、责任和使命，对这片土地的热爱，弥足珍贵！他们的理想激情，远大抱负，不畏艰苦、不怕困难，勇于牺牲的品德，永远值得铭记。从他们中走出来的国家领导人正带领中国人民阔步前进，以实现国家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康！

陈剑专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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